还有的由固定的专家组成委员会，并且有明确的任期。
第一，现实倡议中的宪法文化启蒙，只局限于我们宪法学领域并不在所有法学学科内倡行，更不推及到整体的文化领域。本来，领导国家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通过中共党的纲领和国家宪法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战略方针，这应当说是中国法治进程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大进步。
第三，在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组织的大规模的三次普法活动中，从指导思想到组织实施的过程，都以普及《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惩戒性法律、条例为主要内容，而其宗旨也主要放在教育公民要遵法守法、避罪远罚。不能想象，在缺乏现代法治、宪治基础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宪法、宪政基础条件下，我们就可以凭空建成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不同于近代的西方启蒙运动，也迥异于中国近代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式的启蒙，先前那种历史给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模式早已不复存在，当然，同样的历史机遇也不会再现。中国先天就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走向法治，更形不成唯法律主义。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应当承认宪法具有这方面可以直接服务于公众合法权利和福祉的潜能和价值。
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在人们的思想解放上还是在社会结构的构建设想上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启蒙。其中文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儒家的德、礼教化为核心内容，而辅之以法律的制度。以社会保障举例，人保部并不适合提供应由保险公司或基金会提供的服务，否则会降低服务质量和对公信力造成影响。
培育多方合作共赢的共同增长点是正道，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的效用显而易见。随着政治合作的不断成功，信任和信心便不断增强[18]，两岸不断达成共识和实现理念认同，合作前景日益广阔。公共部门从私营部门立场考量并征求民间意愿[17]，必须在恰当领域适当授权和果断退出，实现多元发展和共同治理，避免抽象公意被劫持，这才是共同协作之举、合作共赢之路。公共协商每个政府都处于行政生态环境中，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不断根据情势调整行政行为。
从美国发展历程来看，各州的联合经历了面对共同危机和派出代表讨论的过程，譬如制宪会议的使命是使联邦政府的宪法更为符合联邦的要求[5]，联邦宪法奠定了各州合作的基础，州以下地方政府地位平等，对本区域的选民负责而不受其他约束，地方政府合作秩序有条不紊。追溯地方自治源流，古代地方政府依附于中央政权而缺乏独立地位，地方自治进程始于清末预备立宪。
地方政府合作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但有地方违背契约却不受惩罚，行政环境呈现失序状态，地区间陷入难以协调的困境。剖析政府间未能建构伙伴关系的原因，不外乎中央干预少几许还是地方权限多一点，矫枉过正会导致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之间冲突不断，城乡隔阂日益加大。广东国地税签署合作意见，是中央部委的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联手协作。从理论研究来说，仅有对口支援、城市伙伴关系和国税地税整合的寥寥数篇文章。
大陆并无明确地方地位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法律，地方政府间争议难以排解，如海域划界缺乏制度规范和宏观引导，沿海省份纠纷不止（《南方都市报》2012年7月13日），海洋局束手无策，多方治理难觅踪影。伙伴关系治理可促进两岸关系协调，2011年底国务院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两岸共同规划、开发、经营、管理和受益推进平潭建设（《光明日报》2012年1月6日），为双方政府间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将制宪权扩展到了地方社区，允许它们制定自己的地方自治宪章。实际上，城市与农村发展目标并不一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也并不相同，但由于计划经济及户籍制度等原因，乡村利益被捆绑在城市利益之下，中小城市不得不依从大城市利益。
分属不同区域或不同部门的政府间关系陷入困境，难以按照法约尔跳板原理自行协商解决问题。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要有完善的法治环境和负责任的政府，要加强行政协议的违约监管和有效惩戒。
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微型国家的公共安全托付法国和瑞士提供服务，梵蒂冈的治安由瑞士卫队负。分配公平对区域内部合作至关重要，《地方制度法》第21条规定地方自治事项涉及跨直辖市、县市和乡镇区域时，由各地方协商办理。
着眼未来，伙伴关系治理致力于完善行政环境，在公正平等中寻求动态平衡，为多元政府间建构合作关系奠定基础。政府间伙伴治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建构已较为成熟，但也有不合作的例子。公平公正是法律与行政的基本要求，不能忽略地方、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权益，不宜以广域公共利益的幌子压制狭域民众诉求，否则对未来无益。解决局部问题便是为整体排忧解难，尊重地方话语权亦即尊重国家利益。伙伴关系治理要完善法治环境和理顺由上而下的政府间关系，地方之间尊重独立地位、打破层级、超越区域和平等协商。从美国经验来讲，立国之初的各州政府缺乏相互保证是联邦计划的一个重大缺点[9]。
[13]授予社区自治权限并未威胁联邦的国统，倒是激发了基层动力和赢得了民众的赞誉。第24条直辖市、县市、乡镇与其他直辖市、县市、乡镇合办之事业，经有关议会、乡镇代表会通过后，得设组织经营之，是尊重民意和消除歧异的体现，应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和制定纾缓策略。
沿循地方政府间合作发展脉络，区域内合作较少、跨区域交流匮乏。顾此失彼和有失公允对社会发展不利，地方政府间应群策群力和减少内耗，在公正平等的环境中有序竞争。
在完善法治环境和开放禁令后，台北市与台北县（现新北市）冰释前嫌，于1995—1997年举行县市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幕僚会议，成立工作小组联合治理淡水河。部门间权限重叠冲突，引发部门争议比比皆是。
整体与局部的利益息息相关，多个地方兴盛会推动全面发展，一个地方的滞后会形成短板效应，地方政府间合作日益重要。[7]等级森严情况下的信任关系难以建构，阻滞地方政府间的跨层级交流，跨省的山东胶州与浙江宁波交流较为困难。一九四六年宪法第九章对中央与地方权限和地方制度进行了规定，而今地方政府定位不清，缺乏界定政府间关系的法律，阻滞了政府间伙伴关系的建构，实则区域大战、流域污染、环境恶化难以治理的元原因即在此。台湾地区的地方政府间合作趋势愈来愈多，南台湾有高高屏永续发展委员会，中台湾有中部六县市首长会报，地方政府伙伴关系覆盖全台。
区域大战层出不穷，尤其跨区域和江河湖海流域矛盾重重。跨区域跨部门合作难上加难，彼此争利益或互相推责任。
（三）确保公平分配资源，推进区域均衡发展伙伴关系治理致力于破除垄断和维护公平。何况国税地税原本就同出一脉，分合应基于民众利益考虑和避免形成垄断，政府间合作呈现后天失调状态。
伙伴关系的精要是相互信任、平等对话、彼此影响、联手合作。伙伴关系治理矢志于消除城乡差异。
域内以乡村部分居多的县域，可能会被动的变成区级建制，譬如济南长清区即由此而来。明晰城市区域发展目标，注重乡村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共同事物和职能重叠的协商成本[15]，听取本区域民众意见和及时反馈追踪，形成定位清晰、职责明确的政府间合作关系，城市与乡村各方皆大欢喜。网络空间是政策建议和合法性获得的重要途径。二、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机制1.层级祛魅。
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判断，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合在一起。信任或许是走向民主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人文因素。
单个地方政府不是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尤其在接壤地区存在诸多交集。中国当前府际争议屡有发生，地方政府间争夺资源、中央部委间职责不清、地方政府与中央部委合作困难，甚至有政出多门而彼此冲突现象发生，导致政府公信力和凝聚力下降。
伙伴关系治理从功能分区角度对城市与农村分类管理，改变当前城市管辖农村的不合理状态，协调国土问题中农村问题和区域发展不均衡[14]，让城市免于干涉农村事务而回归服务城区居民本位，引导农村摆脱束缚而专心为乡民服务，尊重乡村居民利益诉求和实现多方和平共处。伙伴关系治理以超然的姿态摆脱条块束缚，建构开放包容的动态体系，鼓励相关各方形成圆桌会议格局，倡议多元地方政府间和中央部委间订立平等协议，吸纳多元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私营部门和个人参与治理，在听取民意中达成共识和形成平等价值观，以此促进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间协作。